其实回顾青春：17岁小学毕业的难忘时刻（附精美插图）的问题并不复杂，但是又很多的朋友都不太了解，因此呢，今天小编就来为大家分享回顾青春：17岁小学毕业的难忘时刻（附精美插图）的一些知识，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问题的分析吧！

我八岁上学，十七岁小学五年级毕业。现在掐指一算，我竟然陆陆续续在小学生的岗位上混了十年。这十年我到底是怎么过来的，也就是说，我那十年时间都去哪儿了？我八岁上学，到五年级毕业正常应该是十二岁，结果我十七岁小学五年级才毕业，跟正常毕业时间差了整整五年，那这五年时间又是怎么弄没的呢？要整明白这一切，我还真得好好捋一捋。

我大约是1960年农历十月十六出生在山东沂蒙山区的一个叫朱留的小山村。

1965年春天快到夏天的时候我跟着父母逃荒来到了黑龙江长白山脚下穆棱河边的一个叫砬子沟的小山村。这之前我的记忆不是很多，我可能记事儿比较晚，四周岁多了还什么都记不住。父亲说我来东北的时候是六岁，父亲指的是虚岁，我几乎是虚了两岁。朦胧中还记得在老家的时候，我受大人指使，在西岭顶上去抱过邻村地里刚出土的带着秧子的花生，而且我被指使着去邻村的地里抱了好几趟。邻村的花生地和我们村的地瓜地之间在西岭顶上就隔着一条羊肠小路。大人们在岭上地里切地瓜干，地瓜干切完就直接扔到地里晾着，我“偷”来的花生，大人们休息的时候就一起生着吃，我也一边吃一边玩儿，但我不知道那就是偷。要是知道那种行为就是偷我就不干了。记得还有一次爷爷还是父亲带着我到小村后面一处悬崖底下哭，悬崖底下有一汪清水，村里人管这汪水叫小皮子汪，小皮子汪水边的石头湿漉漉的，我不知道爷爷还是父亲在水边蹲着还是跪着到底哭什么，这个画面后来已经刻到了我的脑海里，抹也抹不去。现在我想，在水边哭的人如果是我爷爷，他可能是在哭他的父亲，因为爷爷的父亲当初被日本鬼子抓去牵马带路下落不明，爷爷花完了家里的积蓄又变卖了自家的炮楼和田地到处去找也没找到他的父亲，爷爷是基督徒，爷爷可能是在忏悔。如果在小皮子汪边哭的是父亲，我就不知道他为什么哭了。好像不是父亲，应该就是爷爷。

那个汪为什么叫小皮子汪，据说在那个汪里曾经淹死过一个小皮匠。

我们家来东北是父亲打的前战。母亲说父亲当初是偷着跑的，走的那天还在生产队里出工了，出工休息的时候，大家要到西岭北头悬崖旁边方便，父亲就趁机偷着跑了。父亲走的时候只背了一个军用挎包。父亲是退伍军人，军用挎包还是有的。父亲在沈阳等着母亲和我，沈阳有我几个远房的叔伯大爷和叔叔，那里成了我们一家三口的第一个落脚点。

母亲和我要去东北了，我的小姨送了站。我就一个姨，她比母亲小很多，当时不到二十岁。母亲上面还有一个哥，我也就那么一个舅。小姨把我们送到高密，高密汽车站离火车站很远，小姨又租了辆三轮车把我们送到火车站，送上火车后，火车就开了。小姨没来得及下车，火车就开了，小姨急哭了。50年后我问小姨当年送站那件事儿，小姨说她是在高密的下一站下的车，等再坐上火车返回高密时，天已经快黑了，回家的长途汽车没了，她只好在高密找个旅店住了一宿。不到二十岁的小姨孤身一人在高密住了一宿，她的心里一定很害怕……

小姨说送站的事儿本来应该我舅去，他是男的，路上怎么走都好说，可是我舅说啥都不出头不露面，说啥也不去送站。我舅不去我姨就得去，姐姐要去东北了，作为妹妹的小姨硬着头皮也得去送站。我舅可能是小时候被抓人质抓壮丁抓怕了，自己不敢去人多的地方，舅舅不怕庄稼，舅舅怕人！

我们在沈阳坐上火车快到牡丹江的时候，我突然发现火车窗外有很多干草和很多树，我对父母说：咱们不走了，咱们下车吧，下面那么多草可以烧火做饭了！父亲笑笑说：快到了，往前走走干草柴火更多！山东老家缺吃少穿我感觉不到，但是没有柴火做饭我是记住了。我偷的花生秧子，父母都拿到家里晒干烧火做饭了，火车窗外那么多干草树枝树叶能做多少顿饭啊？

我们一家三口投奔我大姥爷家的大舅和四舅，来到穆棱河边的砬子沟村入了社，当上了社员。我们入的是生产队，我们不叫入队叫入社。1965年我们入社不久的这个夏天，弟弟出生了，我们一家当时住在生产队一个临时不用的马棚里，马棚门外推着很多牛屎和马粪，马棚里面还有很多铡好的牛草，弟弟就出生在牛棚里面的土炕上。弟弟其实也是一个山东人，弟弟是在山东老家和来东北的路上在母亲肚子里面长成的。那年秋天，父亲帮着四舅在村子北面小后山下盖了一栋新房子，冬天来临的时候，四舅就把他家跟别人合住的一间半房子倒给了我们，这间房子就在小学校的东边，房前的院子和学校的院子连在了一起。有一次我在家里听见了学校教室里的歌声，就好奇地寻声找了过去，我看见父亲正在教室里教社员们唱歌，歌词是：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革命战争考验了我，立场更坚定……父亲站在大家前面指挥，唱着唱着，就不一起唱了，一边先唱一边后唱。社员们越是唱不齐，父亲的指挥就更威武更买力气，后来我才明白，那种唱法叫二部轮。

1966年的夏天，学校校长办公室手摇电话里说山东老家我爷爷去世了，父亲接到电话后很悲伤，但是没有回去，因为回去一趟路途太远，时间也太慢长。大夏天里，父亲回去也赶不上爷爷的出殡，因此父亲也只有面对西南方向的山东老家默默地伤心哭泣。

1967年春天，我就八岁了，虚岁，其实才刚过了六周岁生日不久，我也开始在砬子沟村上学了。我上学的大名叫刘培金，下课的时候，女同学都在跳皮筋，有的男生就管我叫刘皮筋、牛皮筋等等。叫着叫着，所有同学都知道刘培金叫牛皮筋了。放学后我回家就哭了，我说我不想叫刘培金了，说同学总管我叫牛皮筋。父亲说那怎么办?刘培金是你爷爷给你起的名字，要不，要不你叫你弟弟的名字，你弟弟叫刘培亮，也是你爷爷给起的，叫刘培亮怎么样？我念了两遍弟弟的名字，觉得叫刘培亮还行，于是我就答应我叫刘培亮了。我叫刘培亮了，就没有同学再管我叫牛皮筋了。这样，我才安心上课了。我弟弟上学的时候就叫刘培金了，我弟弟已经别无选择，因为我家就剩下刘培金一个名字了，多余的名字我爷爷还没来得及起好就去世了。我们小学第一节课，老师就教我们写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母亲在家里也跟着我写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母亲写得还挺好，比我写得还好。母亲说山东刚解放的时候，她去上过识字班。后来，山东年轻的女孩都叫识字班，识字班就是年轻的女孩。

1968年秋天，我家自己要了宅基地。我家的宅基地在村北小后山山脚下的最西头，也是村子的最西头，再往西不到100米就是浩浩汤汤的穆棱河。父亲要完宅基地之后就一个人大干快上、因陋就简地不到俩月就盖好了两间草房。10月末，我们一家四口就高高兴兴地住上了新房。在新房里，母亲又给我和弟弟生了一个妹妹。母亲生妹妹的时候，是我去叫的接生婆，我管接生婆叫大娘。母亲生了妹妹，父亲负责伺候月子，我还继续上学，弟弟当时主要任务是什么我忘记了,他还太小。我上学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学校在村东头，我家在西头，一里多地我每天背个书包晃晃的，来回走它好几趟，学得却不怎么样。考试成绩总是倒数第一或第二，有时也交上一张大白卷。

1969年春节前，我接受了一个新任务。新任务是父亲安排的，就是派我回山东老家跟奶奶做伴儿。让我回山东老家跟奶奶做伴儿，母亲有怨言，但是也没阻止我回去。奶奶就俩儿子，没有女儿。父亲老大，来了东北，叔叔也去当兵了，爷爷又早早地去世了，奶奶一个人在山东老家很孤单，于是父亲就安排我回去跟奶奶做伴儿。春节前一周左右，我跟四舅妈和村里另外两个小伙子就一起启程了。四舅妈回老家看望老母亲，那两个小伙子回老家说媳妇儿，我回老家跟奶奶做伴儿。路上，也就是火车上，我就一件事儿至今还记忆犹新：大概也是路过沈阳站，两个小伙子带的干粮不够吃了，他们就打开车窗跟车下的售货员买面包，老式面包，一个大大的托盘上能摆七八个，焦黄焦黄，油光油光的面包很诱人也很漂亮。他们刚刚交完钱，火车就启动了，于是乎那个售货员就慌了手脚，忙乱中她把那盘面包一下就从窗口扣到了车厢里面。扣进来的面包有的落到小桌上，有的落到人身上，有的落在座椅上，还有几个蹦蹦跳跳滚到了别人的座椅底下和车厢里的边边角角。我是个小孩，个子不高，就钻到座椅底下和边边角角帮着他们找。我太喜欢这种面包了，软软的，甜甜的，吃到嘴里就化了，它应该比母亲给我带的火烧饼子好吃多了！我帮他们找够了数，他们一个一个吹吹灰就都装了起来。我就直勾勾地瞅着，一边馋得咽口水，他们也没让我尝一尝。

1969年春节，我回到了老家，奶奶很高兴，经常领我去赶集，还经常给我包饺子。奶奶是小脚，走不快，我就陪着奶奶慢慢走。现在想来，我陪奶奶跟奶奶做伴儿，也给奶奶添了很多麻烦。奶奶要管我吃和穿，还要安排我去学校继续读书。我在东北已经读到二年了，可是黑龙江的课本内容和山东的不一样，我只好从山东小学的一年级开始。从新开始我也不是好学生，因为我在东北读的两年几乎等于白念了，也没留下什么基础。开学了，我天天背着书包和石板去村前的草房学校里读书。板凳需要自己带，都是那种很小很小的木头凳子。桌子都是独木板，两头用几块土坯垫着。下课的时候，我就在操场上看大一点的孩子扔线球，你打过来，我再打过去，下雨下雪的时候，线球就湿漉漉的。蹴鞠是用脚踢的，线球是用手扔的，它们的做法和形状都差不多，我只是不知道它们都怎么玩，都有哪些规则。

我有一个同学小名叫铁蛋儿，大名叫刘钧余，他是我的一个远房侄子，我是土字辈，他是金字辈，金水木火土，土生金，他就比我小一辈。他经常到奶奶家找我玩儿，也是因为有了侄子铁蛋，我在奶奶家呆着觉得还挺有意思。尽管我和铁蛋关系处得如胶似漆，但有时也会产生分歧。比如过年之前，奶奶家贴的年画上是一台大的四轮子，就是那种前面两个轮小，后面两个轮子很大的四轮子。一毛钱上也是那种四轮子，上面坐着一位女司机。我说是铁牛，因为东北的广播报纸上都说这种四轮子叫铁牛。铁蛋儿说叫拖拉机。我说拖拉机不是这样的，他说拖拉机就是这样的。我总觉得那种链轨拖拉机才是拖拉机，所以我说不是拖拉机。铁蛋儿说就是拖拉机，我说就是铁牛。我一看我也没法跟他讲理，最后我行使了我作为叔叔的威风，我拧着铁蛋儿的一只耳朵让他承认我说的对，是铁牛。铁蛋儿忍着疼痛说不是铁牛，就是拖拉机。后来我把铁蛋儿的耳朵拽豁了，拽豁的耳朵缝里流着血水和黄水。尽管这样，铁蛋儿也没有承认我说的对，后来他就哭着回家了。

春夏之交，奶奶冬天找人推的碳就烧没了。碳烧没了，家里就再也没什么能烧的了。其实刚到春天，我就跟奶奶，有时也跟着同学或者小伙伴扛着小镢头到西岭上去刨草根或者蒺藜根回家烧火，总刨总刨，草根也刨没了。后来我跟奶奶就到生产队的高粱地里或者蜀黍地里找杂草，奶奶挎着柳条编的小芫子，我跟在奶奶身后，沿着垄沟一起找杂草。杂草很少，走完很大一块高粱地或者蜀黍地也装不满芫子。杂草装不满芫子，奶奶就偷偷地把高粱或者蜀黍茎上最底下的黄叶子撕下来塞到芫子底下，芫子上面还是杂草。我们把芫子底下塞满了高粱或者蜀黍的黄叶子，趁着黄昏之后的夜色偷偷地回家。生产队的高粱和蜀黍的黄叶子个人是不能偷的，偷了让队里看青的人抓住要罚款。当时九大正在北京召开，村里的喇叭天天说九大，地里看青的社员每天也是盯得紧紧的。我跟奶奶一老一小也是比较幸运，偷了几次高粱和蜀黍的黄叶，一次也没被人抓住过。没抓住是没抓住，但是我和奶奶也是见好就收了。后来奶奶私自决定要把院子里的一棵杏树砍掉一个大枝子剁吧剁吧烧火，于是让我去找村里木匠借斧头。木匠二二思思不想借，木匠拿着斧头当宝贝，他怕外人拿去用坏了。后来木匠还是把他的宝贝斧头借给了我。其实奶奶当时应该让我直接把木匠找来帮着砍树就好了。奶奶没有那么做。我问奶奶怎么砍？我家院子里面有两棵树，东面一棵枣树，西面一棵也是杏树。奶奶让我砍杏树，说把伸到草房上面那个大枝砍掉就行了，大枝砍了剁剁能够我们烧它好几天。

春天过去就是夏天，夏天我跟着同学还有一个比较大一点的哥哥好像叫刘金森的到朱留村的水库去洗澡。记忆中我就去过那么一次，我去过一次就差点淹死了。水库边上的水里坡很陡，那个大一点儿的小哥哥下到水里抓到一只鳖，也就是甲鱼。我也想要一只鳖，于是我也下到了水里去找鳖，我一下去，水就没了我，水下全是石头，坡很陡。我的身体不听我指挥，身体被水牵着往水库深处走。我一看自己要淹死，拼命抓水也不管用。后来我感觉脚下有石头，于是我就用脚尖勾住石头把身子沉下去。水里的石头都是有棱有角的，我憋住气用上力，两手扣住石头的棱角，趴在水下一口气就爬到了岸上。吓死我了，差点淹死了！后来我想，我要是真的溺了水，会水的小哥哥也未必能把我救上来，再说那个小哥哥还不一定会水。我自己救了我自己，我替自己捡回了一条命。

也是这年夏天，1969年的夏天，叔叔退伍了。叔叔在村里借了一件呢子大衣，到西岭西面的山里给我骗回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小婶婶。

叔叔退伍了，也结婚了，奶奶不用我做伴儿了。

1970年过年的时候，父亲回来接我，父亲也是探亲，这是父亲去东北后第一次回老家探亲。临走的时候，父亲又揽了两个活。一个是我的一个远房二爷爷要跟着我们一起去齐齐哈尔，去北大荒；另一个就是，刘木匠的妻子要父亲领着他们家最小的两个孩子到砬子沟找刘木匠。父亲不想领，怕在砬子沟做木匠活的刘木匠不同意，因为刘木匠没有家，在谁家干活就在谁家吃住。刘木匠的妻子看情况不好，就给奶奶和叔叔家送花生油和好吃的。父亲看躲不过去了，就只好领着了，领到砬子沟后刘木匠见到两个孩子真的生气了。刘木匠的俩孩子，一个是女孩，比我大一点，我们管她叫姐姐，一个是男孩，比我小一点儿。比我小一点儿的男孩叫明明。明明后来成了我的高中同学，我们现在关系还挺好。

我们老少三辈一行五人从山东老家拖拖捞捞往东北走。从高密上车，到济南换车。在济南换车的时候站台离候车室较远，车来了才检票，父亲告诉我们三个小孩我们坐的是几号车厢，让我们先跑着上车，父亲要扶着岁数大的二爷爷一起慢慢地走。结果还没等父亲和二爷爷上车，火车就启动了，父亲和二爷爷被火车遗弃了。我们在车上左等右等没等到父亲和二爷爷，我和明明还有姐姐就抱在一起哭了。我们是抱头痛哭，并且哭成了一团。乘务员叫来车长，车长问了我们的情况，得知我们的家长没能赶上这趟火车，于是就决定让我们三个小孩在下一站禹城站下车，然后由禹城站的站长和济南站联系，让我们等着坐父亲和二爷爷坐的那趟火车。还好，在车上车下铁路工作人员的热心帮助下，我们终于在下一趟火车上找到了父亲和二爷爷。

就这样，1970年的早春，我又回到了东北穆棱河边的砬子沟。开学了，我还得去念书。刘木匠大爷领着明明和姐姐去了穆棱镇。我在山东老家上了一年学，也就忽略不计了。回来后，我继续上我的二年级，然后再上三年级。二年三年这两年，我做了一些蠢事儿，被人发现告密了，被老师批评教育了。我没敢跟父母说，父母不知道，也就过去了。母亲前几年去世了，她永远不会知道了；父亲还活着，我也不可能告诉他。我挑最主要的两次说说吧：一次发生在春天，另一次发生在秋天。

春天老师领着大家到校田地刨坑补苗，我在地垄沟里捡到了一个鸡蛋壳，并恶作剧般把它扣在土里。老师随后过来了，以为自己捡到鸡蛋了，结果发现是个鸡蛋壳，很生气，一追查，有个同学说是我干的。后来老师又发现有的同学把补苗的坑之间的距离刨远了，一追查，那个同学说还是我干的。其实不是我干的，但是我是有口说不清。那个同学一口咬定就是我干的，我也只好默认了。干完活回到学校，老师立即召开全校师生大会（当时那个老师应该是校长），让我站到大家前面做检讨，我不得不承认自己有错误，我说我不该用鸡蛋壳骗老师，更不该为了省力把补苗的坑距刨远了。

秋天我干的那次蠢事儿与学校无关，是关于生产队给各家各户分玉米的事儿。秋天了，生产队里带裤子的白色玉米棒子都从地里拉到了场院里，然后再用磅秤分成一堆堆分给队里的每家每户。每家每户按照人口多少分成一堆一堆地堆在场院里，一堆堆白色玉米棒子犹如一座座白色的坟墓，坟头上插着户主的名字。我家的坟头上插着父亲的名字刘炳恩。旁边一家坟头上插着另一家户主的名字李著书。这样一家一家分完后，就让各家各户自己想办法往家倒腾。当时是1971年左右，还没有包产到户，各家各户都没有车辆，那时候队里分了东西，多了队里一起用马车牛车往家送，少了就让自己往回拿。各家各户只能用背筐背，或者挂上两个土篮子用扁担挑。我家是父亲用扁担挑我用背筐背。等到我家那堆儿玉米棒子剩余不多的时候，父亲要去干别的活，就把剩下的任务交给了我。等我自己到场院背下一趟的时候，我发现写着父亲的名字刘炳恩的纸条被风刮到了李著书家的坟头上去了。于是我就在自家的玉米堆上装满一背筐，然后背起来背筐去把夹着李著书名字纸条的小棍儿插到了我家的小坟头上。这样，李著书家的大坟头就变成我们家的了，我家的坟头高了，我家合适了！其实我知道这么做不对，这么做有点太自私，但是我就这么做了。这事儿不能全怪我，怪就怪风吧，是风刮的。我干了这么一件事儿，心里也是忐忑不安的。当我背着背筐又一次来到场院时，发现父亲的名字和李著书的名字又换回来了。李著书大叔站在他家的大坟头旁边看了看我什么也没说。我默默地把自家的玉米棒子装满背筐背起来就走。第二天上学的时候，班主任单独找了我（班主任不是那个校长），班主任说我昨天做错了一件事儿，说我不该那么做。班主任让我放学的时候到李著书大叔家去给大叔大婶道个歉，我二话没说答应了。我去李著书家给大叔大婶道歉，我说我昨天那事儿做错了，请大叔大婶原谅我。大叔没吱声，大婶说，好孩子，以后别再那么干了，好了，赶紧回家吧。

1972年春节之前，已经怀孕很长时间的母亲领着妹妹回山东老家过年，回去过年也就是回去看看姥姥。姥爷早就没了，姥爷让日本鬼子吓死了。母亲走的那天早上，我哭得不成样子。母亲走了，就剩下父亲领着我和弟弟在家里过年。我总感觉母亲就是家里的天，母亲走了，天就塌了。我越想哭得就越伤心，母亲把邻居家的婶子叫来安慰我，母亲一狠心就领着妹妹走了。

1972年的三月，我开始念四年级了。3月17日，母亲领着妹妹搭乘生产队里去穆棱镇办事儿的马车沿着冰封的穆棱河一路颠簸着回来了。母亲回来的第二天早上天还没亮又要生孩子。父亲烧水，我去找张大娘。我敲着张大娘家的窗户，说大娘啊，俺娘要生孩子了，让我叫你去。大娘来了，我在外屋地等着娘在里屋炕上生孩子。娘很快就把孩子生下来了，我就可以进屋了。过了一会儿，娘说不行，娘说里面好像还有一个孩子。娘又奋力地起身趴下，并高高地崛起了屁股。这时我还在地下站着，我看见娘的屁股白白的圆圆的，中间出现一个大大的洞。娘说里面还有，那就是这个洞里还有孩子。娘趴在炕上，低着头，她从自己的两腿之间突然看见了我，娘说，哎吆！这孩子怎么还在屋里？你赶紧出去等着！于是我就赶紧去了外屋地等着娘在里屋继续生孩子。我就那么无意地看了一眼，自此之后，母亲那天生孩子的情景就一直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后来当我在城市中看见厕所里的蹲便池子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母亲生孩子时那个中间有洞的白白的圆圆的屁股。更确切地说，那不仅仅是屁股，还应该包括屁股中间的窟窿。女人生孩子跟母鸡下蛋差不多，屁股中间鼓起来的地方都是圆圆的亮亮的，生完宝宝之后的瞬间留下一个洞，洞的周围还会留下一圈水汪汪亮晶晶的边儿。其实，那天我在昏暗的灯光下看见的应该是母亲的生命之门，不是别的什么之门，我们兄妹几个都是从那里生出来的。写到这里，我又想起了一件事儿，母亲生孩子的时候，不让我看，让我到外屋地等着；前两年母亲去世的那天夜里，她躺在医院急救室的病床上，当她听见父亲自言自语地说话的时候，就撵父亲回家，她说老头子你回家吧，我不想听你说话，听你说话我心里堵得慌，你快走吧，你赶紧走吧。母亲说完，我们兄妹几个也劝父亲回家休息，弟弟就把父亲送回去了。等弟弟返回来的时候，母亲就眼看着不行了，没过多会儿，母亲就走了。父亲站起来准备回家的时候，他听见母亲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只要你们都好好的就行了。母亲一直当家，母亲刚强了一辈子。母亲撵父亲回家，母亲是不想让父亲看见她离开人世的样子。

母亲这次一下又给我们生了俩妹妹。母亲生了俩妹妹，父亲还是老本行，伺候月子。等母亲出了满月，父亲就去生产队里上工了。母亲一人伺候俩孩子，另外还要给一家人做饭。母亲有时就忙不过来，忙不过来就需要我请假在家里帮着母亲干活。等我四年级上半学期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念完后，父母决定让我休两年学在家帮着母亲看孩子。就这样，我只好在家看了两年多孩子。我从1972年夏天专职看孩子，一直看到1974年夏天。等我秋天准备继续去读四年级下半学期时，学校的入学时间也就是升学时间已经改到秋天了。也就是说，以前是春天入学，现在变成秋天入学了。我念四年级还得从头开始，从头开始也行，本来我原来上的半年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再说也过去两年了，学的那点儿东西也都忘记了。算上我先前念的半年，这样我的四年级一共念了将近一年半。新的四年级老师是大队派来的年轻人，他叫徐景峰。徐老师说我的脑子很灵，于是我就很灵了。徐老师当时曾对我说：刘培亮你小名怪不得叫大灵啊，你脑子确实很灵！五年级的老师也是大队派来的，他叫连春才。连老师虽然腿瘸，但是他很有才。连老师也说我不笨，于是我就不笨了。脑子不笨，脑子很灵的我，1976年的秋天考上了坐落在泉眼河大队的初中。

这么一算，我1960年出生，1976年小学毕业，所以说我小学毕业时，就已经十七岁了（虚岁）。下面是我的小学年历：

1967年：一年级（东北）/1968年：二年级（东北）/1969年：一年级（山东）/1970年：二年级（东北）/1971年：三年级（东北）/1972年：看孩子（近一年）/1973年：看孩子（一整年）/1974年：看孩子（上半年）/1974年：四年级（下半年）/1975年：四年级（上半年）/1975年：五年级（下半年）/1976年：五年级（上半年）/1976年：六年级（下半年，初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