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关于温陵志：泉州古代刻书业的历史辉煌揭秘很多朋友都还不太明白，不过没关系，因为今天小编就来为大家分享关于的知识点，相信应该可以解决大家的一些困惑和问题，如果碰巧可以解决您的问题，还望关注下本站哦，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

就像现代歌星、影星身上都背负着作品发行量一般，古代名人也很注重书籍刊刻的质量和数量。不过，明星发行作品大多带着商业娱乐色彩，古人刻书背后的动机则要复杂很多，有的是为传播朝堂政见，有的是为传播学问流派，也有氏族刻书是为追源溯流，等等。古代泉州刻书业发达，自然而然也就成了众多传世书籍的汇集之地了。今天就让我们一道去瞧瞧古代泉州都刊刻了哪些“畅销书”。

学风大盛 推动刻书业发展

古代刻书系统将书籍的刻印分为官刻、私刻、坊刻。官刻主要是由国子监进行刻书，政府其他机构也会进行版印，刻印对象主要为儒家经典和佛经道藏等；私刻指的是古代私家出资或主持校刻的书籍，多出自士大夫之手。私人刻书大多刻印正经、正史、诸子经籍、名家文集等。坊刻则是各地书坊为追求商业利润最大化，精心挑选有畅销潜质的书籍来刻印，这类图书的内容及刻印数量，主要由市场决定。

泉州刻书业源远流长，迄今已有千余年历史。其兴发之端源于唐代欧阳詹、徐晦等人金榜题名后，闽地学风大盛，士子开始搜阅各种书籍，于是乎刻书业日渐崛起。《欧阳四门集》十卷据传就是唐代泉版刻本印刷的书籍。“欧阳四门”即指欧阳詹。该书是欧阳詹之子欧阳价，带着父亲遗留下的“旧文共十编”，从南安去往福州找到欧阳詹门人、时任福建观察使的李贻孙，两人商议后共同刊刻的。所以最早的《欧阳四门集》一说是在福州刻印，一说是在泉州刻印的。

《欧阳四门集》的问世，证明当时士子对于欧阳詹的膜拜达到了一个高潮。欧阳詹生前诗名卓绝一时，然其字迹罕见，唯题“不二”于郡城书室。后人易书室为祠堂，称为“不二祠”（即欧阳行周先生祠），祠今位于小山丛竹公园内。所幸，借着至今流传的《欧阳四门集》一书，人们尚能触碰到欧阳詹这位温陵文坛先驱者的灵魂。

南宋时期 “刻书为诸州冠”

宋时，福建刻书业进入繁荣时期，印本书籍“几遍天下”。泉州作为福建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城市，特别是在南宋时已成长为国际化大都市，人口密集，商业兴旺，文化教育发展迅猛，这也使得泉州刻书业异军突起，成为仅次于福州、建阳的又一个重要刻书地区。福州、建阳等地生产的图书，也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泉州销往海外的。南宋时期，泉州就已出现“泉州提举市舶司东吴阿老书籍铺”等刻坊堂号。已故中国印刷史著名专家张秀民认为，南宋时期的泉州“刻书为诸州冠也”。

南宋乾道四年（1168年），状元名臣王十朋出知泉州，第二年他将先贤蔡襄所撰《蔡忠惠集》（亦名《莆阳居士蔡公文集》）三十六卷刻版印行。南宋藏书家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录此书云：“端明殿学士忠惠蔡襄君谟撰。近世始刻于泉州，王十朋龟龄为之序。余尝官莆，至其居，去城三里。荔子号‘玉堂红’者，正在其处。矮屋欲压头，犹是当时旧物。欧公所撰墓志石立堂下，真迹及诸公书帖多有存者。”如今我们能见到的最早的蔡襄文集正是这王十朋整理的《蔡忠惠集》。蔡襄的诗歌成就虽不及苏轼、欧阳修、黄庭坚、梅尧臣等人，但后世学者对其诗文亦多赞赏，王十朋留下的《蔡忠惠集》后来自然也就成了畅销书，明、清两朝多有改版翻印，蔡氏文章在民间流播极广。

嘉定十二年（1219年），泉州太守真德秀又在泉州刻印朱熹编纂的《资治通鉴纲目》，文献记曰：“真德秀刻于泉南，陈孔硕、李方子叙其后……希弁又尝参以泉本，校其去取之不同。”《直斋书录解题》称：“此书尝刻于温陵，别其纲谓之提要。今板在监中。”温陵乃泉州别称，此处指的就是真德秀泉州刊本。朱熹弟子陈孔硕为书作序时称：“此书之废兴，夫岂偶然？其述作之艰，亦岂一人之力哉！使孔子、司马公复生，亦将以为是助我者矣。温陵守真侯得是书而校雠之，刊于郡斋，使知《春秋》而为史学者有考焉。”指出该书对于史学研究的重要作用。同年，真德秀还在泉州刊刻了王十朋所撰《梅溪续集》。

端平元年（1234年），曾任南外睦宗院教授的王迈又在泉州南外睦宗院编辑并刻印其师真德秀的《真西山集》二十卷。如此这般，文脉接续，集册得刊，当时的泉州真是每天都在上演着“文坛传奇”。

在泉刊刻的印刷出版地图册 或是世界第一部

南宋泉州是经济之都，亦为人才之都，能人异士汇聚。淳熙七年（1180年），一位年近六旬的长者踏上这片热土，引来万众瞩目，此人便是博学多才的程大昌。程大昌，字泰之，休宁人，进士出身，历任秘书省正字、浙东提刑和江西转运副使等职。程氏在天文、历法、地理、校勘学、辑佚学、义理学等方面都有深厚的造诣。淳熙六年，程大昌累迁吏部尚书。深得宋孝宗器重，荣升尚书，按理说，程大昌在朝中正处于青云直上的阶段，但他偏偏钟爱泉州，向朝廷请命外调，坚持要来泉州当太守。此时在程大昌的眼里，泉州就是新兴的国际化大都会，是文化恣意生长的繁华之都，所以他渴望来泉州完成自己在学术上的“绽放”。

我们知道，《尚书·禹贡》分天下为九州，是中国第一篇区域地理著论。后世于是将“禹贡”引申为自然地理的代名词，现今不少高端学府里有“禹贡沙龙”“禹贡论坛”，其实就是地理沙龙、地理论坛。程大昌在来泉州前，即著有《禹贡论》《禹贡山川地理图》等文。后来他的重要著作《禹贡论》《后论》《禹贡山川地理图》《演繁露》《续演繁露》相继在泉州刊刻发行，引发不小的轰动。泉州州学教授陈应行云：“阁学尚书程公博极群书，古今之事，无不稽考。其所以辨疑解惑以示后学者，无一字无来处……”我国现存最早的雕版墨印地图册是《禹贡山川地理图》，这地图册刻工精细，印刷精美，它原初版本正是在泉州刻印的。据现代学者研究，《禹贡山川地理图》也是世界上有明确刊印年代的第一部以印刷方式出版的地图册。

淳熙九年（1182年），陈应行在泉州刻印了司马光所撰《潜虚》一卷。据说此书是从司马光曾孙（即司马伋）处得家藏稿本的。说到这司马伋，他字季思，陕州夏县（今山西运城）人，本为司马光族人。因司马光无后，南宋建炎间朝廷以其族人为曾孙，司马伋便是此时被诏选为“司马光曾孙”的。司马伋武艺高强，曾经出任泉州郡守，南安丰州莲花峰（又称莲华峰）上迄今还留有记载他视察水利的纪事摩崖石刻。淳熙十年（1183年），司马伋在泉州重刊司马光文集，题为《司马太师温国文正公传家集》八十卷；淳熙十一年，司马伋又在泉州刻印司马光《资治通鉴举要历》八十卷，朱熹为之作后序。按《山西通志》的说法，该书是司马伋从司马光《资治通鉴》的残稿中“撮其要例传于世”，可谓珍贵至极。

跨越海峡 刊刻县志

明清时期，泉州各地儒学、书院大量兴起，带动经史典籍等的刻印。特别是明代，“书皆可私刻”，私家刻书特别流行。书坊在沿用传统雕版印刷的同时，还采用新兴的铜活字印书，效率大大提升，也让刻书业步入鼎盛期。清代，雕版印刷业又有新发展，泉州跻身于全国出版中心行列，堪与南京、北京、苏州、杭州、徽州争一席之地。

明代理学家林希元在嘉靖五年（1526年）曾刻宋高登《东溪集》二卷，《四库全书》即以此本为底本著录；之后，他又刻印名儒蔡清（号虚斋）的《四书蒙引》十五卷、《易经蒙引》十二卷。林希元云：“虚斋蔡子，以理学名成化、弘治间。《易说》若干卷，坊间有旧刻，顾荒缺弗理，人有遗恨。三子存微、存远、存警雅嗣先志，各出家本以增校。予嘱禄仕，分心未之及也。退居暇日，始克成事。书成，将刻之。庸书数言，以告学者。”说明《易说》之前已有刊刻，不过刻本质量不佳。

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一代名将俞大猷曾在晋江刊刻其师赵本学《新刊续武经总要》八卷，书题“泉晋江后学虚舟赵本学编辑，同郡门人虚江俞大猷校刊”。书前有成都方湖王询所撰之《序》，后附有俞大猷亲撰之《后跋》。

明万历元年（1573年），曾任泉州同知的丁一中，在泉州郡斋刻印由朱炳如辑、丁一中续辑的《温陵留墨》三种，分别为宋王十朋撰《宋王梅溪先生温陵留墨》一卷，宋真德秀撰《宋真西山先生温陵留墨》一卷，明朱炳如撰《明朱白野先生温陵留墨》一卷。此三种，今北京大学图书馆、日本公文书馆均有存本。

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惠安人、南户部主事庄毓庆（字征甫）刻印元代名臣卢琦所撰《圭峰卢先生集》二卷。不过此刻本有争议，《笔精》曰：“《圭峰集》岁久弗传，近岁惠安庄户部征甫搜而梓之，误入萨天锡诗六十余首。”

明崇祯五年（1632年），益王长史诸葛世科之孙、晋江人诸葛羲在泉州辑录并刻印蜀相诸葛亮的《汉丞相忠武侯书》三卷；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诸葛羲又与其弟诸葛倬共同编刻《汉丞相诸葛忠武侯全集》。虽然唐宋时期即有《汉丞相诸葛忠武侯传》刻本，但《汉丞相忠武侯书》《汉丞相诸葛忠武侯全集》是诸葛氏在一千多年时间里不断搜集、积累、整理与诸葛亮相关文献的产物，故其内容要较唐、宋版本完善得多。

清乾隆元年（1736年），名相李光地之孙李清植在泉州刻印了李光地的《李文贞公全集》，共收书三十九种，一百五十九卷。《四库全书总目》卷录有李光地撰《榕村集》四十卷，称：“是集为乾隆丙辰其孙清植所校刊，其门人李绂为序。”《榕村集》实为《李文贞公全集》的子书之一。

乾隆八年至十三年（1743—1748年），江西人鲁鼎梅连续六年担任德化知县。任职期间，他重视教育，在图南书院建中堂一座，经常亲赴书院讲学。后来，鲁鼎梅将诸生所作文章汇集成册刊印，取名《图南课艺》。乾隆十一年（1746年），鲁鼎梅自任主修，聘请德化进士王必昌担任主纂，编纂并刊刻《德化县志》十八卷，此志为县志中罕见的善本。乾隆十七年（1752年），鲁鼎梅又与王必昌在台湾修纂《台湾县志》十五卷。在海峡两岸都刊刻过县志的，他应是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