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感谢邀请，今天来为大家分享一下宋代科举政策演变：宋太宗大力推行科举，力度空前，影响深远的问题，以及和的一些困惑，大家要是还不太明白的话，也没有关系，因为接下来将为大家分享，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解决大家的问题，下面就开始吧！

宋太宗时期，科举取士的规模远远大于宋太祖统治时期，只此一项他便大得天下人心。

大量取士，厚赏不断

《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

上初即位，以疆宇至远，吏员益众，思广振淹滞，以资其阙，顾谓侍臣曰：“朕欲博求俊乂于科场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为致治之具矣。”

事实上，他可不是十得一二，经常是十个录取八九个。

太平兴国二年正月，他“皇恩浩荡”，对应届、往届及落第多次考生给予格外优待。

“得河南吕蒙正以下一百九人，庚午，覆试诸科，得二百七人，并赐及第。又诏礼部阅贡籍，得十五举以上进士及诸科一百八十四人，并赐出身。九经七人不中格，上怜其老，特赐同三传出身。凡五百人，皆先赐绿袍肆笏，锡宴开宝寺，上自为诗二章赐之。”

这样的录取比例实在是破天荒的，“宠章殊异，历代所未有也”，使得大臣们深感担忧。

“薛居正等言取人太多，用人太骤。上意方欲兴文教，抑武事，弗听。”

等到对吕蒙正这批考生赏任完毕，他们将走马上任各地，宋太宗“特召令升殿”，谆谆教导他们要好好做事，且再赏赐每人“二十万”。

及蒙正等辞，特召令升殿，谕之曰：“到治所，事有不便于民者，疾置以闻。”仍赐装钱，人二十万。

所谓的“装钱”，是指置办行装的费用，一人二十万，仍是历代未有的。

以上仅仅是太平兴国二年的一次科举，可见宋太宗对文教的重视力度之大。

覆试亲自出题

殿试的时候，宋太宗更是经常亲自出题，“内出诗赋题覆试进士”，以示重视。

宋太祖代周后，在统一大业上取得很大功绩，“下西川、平岭表、收江南，而吴越纳籍归觐”，到宋太宗时期，他也没有闲着，福建陈洪进归附，太平兴国四年又平定北汉，“海内自此一统”。

宋太宗非常高兴，那年御试进士，他亲自出题，命考生“六合为家”为赋题。

无疑，这是一个应景的考题。

进士王世则很快交卷，赋曰：“构尽乾坤，作我之龙楼凤阁；开穷日月，为君之玉户金关。”

史书记载，宋太宗“览之大悦，遂擢为第一人”。

其他的大加称颂的也都登第。

由“先进卷子者赐第一”到打击先交卷者

起初，宋太宗对进士的“覆试”，考察的重要标准是谁率先作文完成，“先是，胡旦、苏易简、王世则、梁颢、陈尧叟皆以所试先成擢上第”，这些人都是因为第一个完成文章而被取中为状元的。

“太宗时亲试进士，每以先进卷子者赐第一人及第。”

由此，北宋科考形成了一个不好的风气，那就是追求才思敏捷，追逐“敏速”，第一个交卷子的人便是第一名，时间一长使得士风浮躁。

“举子轻薄，为文不求义理，惟以敏速相夸。”

“由是士争习浮华，尚敏速，或一刻数诗，或一日十赋。”

对于这种士风，宋太宗也渐渐觉察不妥，除了“令糊名考校，第其优劣，以分等级”，实行糊名法外，宋太宗也亲自行动要杀一杀士子这股歪风。

淳化三年三月科考御试，宋太祖自出试题《卮言日出赋》。

这是一个冷僻的考题，出自《庄子》：

“卮言日出，和以天倪。”

这是一个太偏门的考题，《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道：

“是科，内出《騠言日出赋》题，试者骇异，不能措词，相率扣殿槛上请。而会稽钱易，年十七，日未中，所试三题皆就，言者指其轻俊，黜之。”

宋太宗出了这个冷僻的题目后，考生“不能措词”，“相率扣殿槛上请”。其中有个倒霉的钱易，还不到日中，就答完了全部题目，但是被指责为“轻俊”，被罢黜不取。

根据宋人魏泰《东轩笔录》记载，这件事就有趣多了。魏泰记载宋太宗出了这个冷僻的题目后很是得意。

太宗皇帝自出试题《卮言日出赋》，顾谓侍臣曰：“比来举子浮薄，不求义理，务以敏捷相尚，今此题渊奥，故使研穷意义，庶浇薄之风可渐革也。”

宋太祖认为，这个题目“渊奥”，考生要研究其“义理”，不可能很快做出来的。

然而事实却是很打脸。

“语未已，钱易进卷子，太宗大怒叱出之，自是科场不开者十年。”

倒霉的钱易被“大怒”的宋太宗当场赶了出去。

有了钱易的这个教训，以后科考答题不再追逐“敏速”，而是求稳求慢。

关于这个故事，还另一个说法，那就是被宋太宗赶出考场的不是钱易，而是陈庶几。

因为有人曾对宋太宗说：“庶几与举子于饼肆中作赋，以一饼熟成一韵者为胜。”

陈庶几等考生为显示“敏速”，竟然以“一饼熟成一韵”作为标准相互竞赛。

陈庶几在当时已经是个小有名气的士子，也有希望高中的，但是宋太宗听闻这个消息很不高兴。

“太宗闻之大怒，是岁殿试，庶几最先进卷了，遽叱出之。由是（孙）何为第一。”

淳化三年三月的这次科考，最终“苦思迟”的孙何得了第一，考试风气开始逐渐转变。

对于孙何这一届考生，宋太宗仍是大开录取之门和优待。

“得汝阳孙何以下凡三百二人，并赐及第，五十一人同出身。就宴，赐御制诗三首，箴一首，及新刻《礼记·儒行篇》。”

有了宋太宗的亲自倡导，很快“重文教、抑武事”的风气就在社会蔓延开来，并成为大宋的国策和“祖宗之法”。

宋朝文武殊途，重文轻武，除了宋太祖时基调外，宋太宗的倡导也无疑是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