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今天小编来为大家解答揭秘孙凤岐与孙葆丽、孙葆洁之间的哨子之谜这个问题，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弟：足球裁判 清华教授

孙凤岐原籍天津，解放后，孙凤岐自愿来到相对比较落后的榆次去做体育教员，一干就是40年。除了做教师之外，孙凤岐还做足球比赛的裁判。

姐姐讲述一一

1977年初冬，我从榆次到长治参加全省职工篮球赛。骤来的一场寒流，使比赛被迫中断了一天，组委会紧急从驻军调来棉大衣，为参赛队员御寒。刺骨的寒潮中，我们窝在招待所房间里，不敢离开被子。

深夜11点左右，招待所的服务员敲门说，楼下有人找我。我哆嗦着钻出被窝，裹上棉大衣，到楼门口一看，昏暗的灯影里站着的竟是衣着单薄的父亲。那时从太原到长治刚铺好铁轨，试运行的火车极不规律且行速极慢。家里发生了什么大事？我感到很害怕，没想到父亲却用欣喜的语调告诉我：要恢复高考了！

原来，父亲知道这个惊天的好消息后，马上登上了火车，在既无饮水又无任何食物的火车上，摇摇晃晃坐了十多个小时赶到长治，为的就是早一点让我知道这个在当时听起来让人不大能相信的好事。

此前，为了让我们五个孩子尽可能多地学习文化知识的情景：父亲从没人去的学校图书馆里给我们找书，让我们在“读书无用论”肆虐时仍有书相伴；父亲请人把贴着封条的实验室打开，请化学老师教我做小实验；父亲用牛皮纸把我们当时可有可无的作业本细心地“裱糊”；父亲还曾找来1974年考大学的试卷让我做。

1975年我高中毕业后，到经纬厂当工人。由于有打篮球的特长，我可以挑工作。尽管去厂医院当护士既轻松又干净，但父亲却坚定地让我进车间当了车工，因为护士不属于“工农兵”。父亲顽固地保留了让我上大学的梦想，而要上大学，最起码的条件就是当过两年“工农兵”。

在轰鸣的车床旁，上大学早已成了我遥远的梦。接近夜里12点了，我住的招待所里已没有床位，为不影响我明天的比赛，父亲与我匆匆告别，在四面透风的长治长途汽车站熬到天亮，然后回榆次了。

弟弟讲述一一

　　如果不是因为父亲，我几乎不太可能做裁判，可以说，我父亲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1982年，我17岁的那年，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我考入北京体育学院运动系，和我父亲选择了同一个专业——足球专业。能够考上北京体育学院，而且还是足球专业，这让我父亲非常高兴。就在我准备离开家前去北京体育学院报到前一晚，父亲把我叫了过去。

　　我记得那天晚上，父亲在跟我谈了一会儿后，表情严肃，从抽屉里小心翼翼地拿出了一只哨子，郑重其事地将这只哨子交给了我。这只哨子是塑料做的，中华牌，现在市面上已经找不到了。虽然很不起眼，普普通通，但我知道它对于父亲的意义。他已经用了十几年，是他最为珍爱的一只哨子。每逢重大比赛，父亲都会用这只哨子。

　　父亲将哨子给我后，专门叮嘱说，“孩子，好好读书。这哨子，希望你以后用得上。 ”尽管父亲没有明说，但从他给我哨子，我就明白了他的意思。说实话，我之前根本没有想过做裁判这项工作，因为对裁判没有深刻的认识。而且，即便到大学毕业时，我一开始也还是不愿留在北京，就想回山西工作，因为我想回家，想吃我妈做的面。

　　不过，最后我还是留了下来，到清华大学工作，并且开始去吹比赛。 1992年，我被正式评为国家级裁判，成为通过考试考取国家级裁判的最后一批人。

1994年，甲A联赛开始，做了两年助理裁判后成为主裁，1997年，被国际足联批准成为国际级裁判。现在回想起来，我想如果不是我父亲，我不太可能去做裁判。

父亲对我的影响并不仅仅是帮助我走上了裁判这条道路，更重要的是教会了我怎么去做裁判，怎么去做一个合格的裁判。

　　那是发生在我上小学时的一件事情。父亲担任在太原进行的一次比赛的主裁。为了让我更多接触足球，父亲把我也带到了太原。

　　冠亚军决战前，一位球队的教练，也是父亲的学生，提着一个提包，来到了我们住的招待所。进入房间后，这位教练将包放到床上后马上就想走。父亲觉得奇怪，就把他拦了回来，不让他走，还当面将提包打开。结果父亲发现提包里装的是罐头、点心和糖果……

　　当时父亲的工资是70多元，要养5个孩子，我们的日子过得并不宽裕。这些罐头、点球和糖果，对我们来说，绝对是奢侈品。虽然这位教练是父亲的学生，从师生情的角度看，送点糖果点心也是人之常情，但考虑到当时正好有比赛，父亲还是一把提起包，塞回给这位教练，并说：“平常我们坐坐聊聊天没什么，可是现在马上要打比赛，你这东西我不能收。对于体育而言，最重要的就是公平。公平要是没了，体育两个字还存在吗？ ”

　　后来，父亲在给我那只绿色的“中华牌”哨子时，还专门嘱咐我说：“记住这只哨的份量。记住它，叫‘中华牌’。对一个裁判来说，这哨吹出来的是什么？是这个裁判的良心！人活，要活个良心；人吹，也得吹出个良心！ ”

在国内裁判界，我可以算是最能跑的裁判之一了，这也跟父亲有关。

　　小学四年级时，父亲让我参加榆次市的元旦越野跑比赛，比赛属于当地一年一度的“体育盛会”。为了使我更好地准备比赛，父亲每天骑着自行车陪着我练习。

　　当时我们没有皮尺，也没有汽车去丈量，我父亲想丈量一下距离是多少，便于我训练，他就骑一个大二八的自行车，把车轮的周长量出来，用红绳子作标记，沿着起点到终点，走这么一圈，来丈量我跑的距离，现在想想这种方式还真是有点不可思议。

　　最苦的是应该是大冷天。北方的冬天冷，特别特别冷。跑着跑着鼻涕流下来，结成冰。跑着跑着，耳朵两边会出汗，都冻成了冰柱。说实在，真觉得挺苦的。不过我会想起父亲，他上课，冬天穿着秋衣秋裤，那么冷的天气，但他依然站得笔直，口号喊得非常响。

　　我知道父亲也是心疼我的，他不让我放弃，要我学会坚持，这是做任何事情要想取得成功的关键之一。也正是父亲的严格要求，让我养成了一个良好的习惯，每天坚持跑6000米。如果在北京，那就在清华大学西区体育场跑。每天15圈，一共6000米雷打不动。比赛前，甚至还会增加到8000米。

　　偷懒是绝对不行的。每年大年三十我也跑。我一个学生知道我的这个习惯，他跟我一起跑。大年初一我也跑，这是一种强烈的欲望。如果我觉得自己懈怠，没有认真对待这份工作，心里就不踏实了。就像我之前接足协杯的任务，比赛之前我还是加到8000米，我要测试一下比赛中间，在比赛的高强度下，膝关节是一种什么样的疼痛，我一定要忍受下来，先忍受一下，然后再去吹比赛。